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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帖] 豆腐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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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9-9 20:1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本帖最后由 掳声 于 2020-9-12 19:50 编辑

豆腐好吃难做啊!淳朴风景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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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腐记
王语咒
-01-
福建多山,闽西更是。这从地名可以看出——不是带“凹”就是带“岭”,再不就是什么坑,什么坪。我家住科里村,附近是大山凹、湖洋凹、阿屎凹,如此看来,“科里”这个地名简直太有文化。科里村村民历来爱吃素、吃野(野果、野菜)、吃粗(粗粮)、吃杂(杂食、内脏),大抵因为山穷水恶,也没别的可吃,能填饱肚子的都不可辜负。

豆腐是素食里的宠儿。先时,三两条豆腐搭上一块猪肉就足够撑起招待客人的排面。哪怕拜佛祭祖,焯水猪肉旁也得放一条油豆腐。此处仙佛入乡随俗,吃得了荤腥,也对豆腐情有独钟。才溪镇人吃豆腐出名,也使这儿的豆腐比别处金贵。但若说吃豆腐的讲究,没人比他们挑剔。在他们看来,好的豆腐煮不烂还得吃起来嫩。若是好豆腐,刚炸出来,冒着酥香,撒点盐,抹点酱油,加点香葱就可以破开当饭吃。

说起做豆腐,我们家有极大的话语权。祖父、父亲、二叔都以做豆腐为生。到如今,父亲吃这碗饭,已近二十年。

撑船、打铁、卖豆腐是人世间三苦。古时做豆腐得三更睡五更起,干驴的活,得糊口的钱。按理说,做这买卖得膀大腰粗,但父亲没这形象。他生得细削,瘦竹竿样,看过去身上没几斤肉。年轻时他做裁缝,长得俊秀,不受日晒的苦,皮肤光白。连母亲也说,嫁给他就图他好看些。

从老照片上看,父亲颧骨高,眼窝深,一张钻石脸,煞是帅气。这样一副好皮囊,拿来做豆腐似乎浪费了。大抵他也觉得如此。刚开始做这生意时,他脸皮儿薄,没好意思张口吆喝,老躲母亲后头。母亲生得粗壮,力气大得吓人,一袋百来斤的大豆,抓起来就扛肩上走。生完我后,她越发粗壮,肚皮再没小下去,体重却开始突飞猛进,最终将父亲给远远甩开了。母亲胆子肥,又能拉话,谁见着都觉得亲近,还常有人拿油炸糕、米果、包饺赠她。母亲挑着豆腐一户一户串门,一脚一脚才算把生意做开。到如今,许多老顾客只认得胖阿姨,认不得父亲。

父亲做的是酸浆豆腐,比起盐卤豆腐和石膏豆腐来,出花少,产量低,但口感却要好上几个档次。父亲没瞧得起石膏豆腐,说它吃起来硬,像是啃石头。墟市上,来人若问起卖的是什么豆腐,他准要提高半个分贝说:酸浆豆腐!说这话,他身子直,气量足,像是农奴翻身做主人。

父亲做豆腐,爱较真,一会说水太多了,一会又说水太少了,总有一处不顺心。豆腐这东西难伺候,水没烧开,烫不了浆;酸浆放多了,口感差也不利于保存;酸浆放少了,没法出花;就是豆腐布的新旧也会影响到豆腐的成形。父亲心急,又追求完美,嘴巴还不肯饶人。哪怕年前过来帮忙的舅妈,做错什么,他也劈头盖脸,常弄得别人哭丧着脸回去。帮父亲干活,极考验心理素质。他也不说脏话,但只三言两句便让人觉得犯了天大的错。在他眼中,豆腐极宝贵,是金钏子玉镯子。我和姐只恨都是他亲生的,脱不开,倒常劝我妈:回旧县去吧。妈只笑:我要是回去,你们吃啥。

父亲做豆腐比别人挑剔。豆腐做好了,常常先自己煮来吃几块。一边吃一边盯着我们看,问:好吃不?我和姐在吃豆腐这件事上颇有成就,或酸、或老、或软、或硬……舌头搭一下就知道,比把脉还娴熟。有时没等豆腐上桌,闻着味儿就能说出个大概。母亲在这方面却显得迟钝:凡是自己家的豆腐,都好吃;别人家的豆腐则不一定。

若是去做客,桌上有豆腐,父亲便会夹两块起来,品评一番。他话不多,说两嘴就过,若是好吃,他也夸赞一番;若是不好吃,他话更少。只回来后,像聊新鲜似的和我们讲。

做豆腐这门手艺难学,是个经验活。手法、火候、水温、时机、材料,但凡有点差异,做出来的豆腐就会不同。哪怕母亲跟着做了近二十年,也没学到家,只能打打副手。祖父、父亲、二叔都做酸浆豆腐,但做出来的也一人一个样。祖父的豆腐好吃但老些,二叔的厚实但烟熏味重,唯独父亲的,软硬适中,有口皆碑。有时,父亲从二叔那儿回来,眼睛弯着,窃笑说:“隔老远都嗅得着烟熏味儿。”

父亲没瞧得起二叔做的豆腐,总能挑出毛病来。他们俩的摊位紧挨着,难免要发生口角。二叔是个慢性子,做豆腐不徐不疾,操作也没那么讲究,似乎怎么都可以。也因此,他杀火常常不够及时,豆腐花在锅里面放久了,出花是多但烟熏味自然大。父亲却是个急性子,他做豆腐像是上战场,错不得一分一毫。滚浆或者杀火时,就算到了饭点,他也要守在灶前。年前,豆腐做得多,他睡得少,脸上煞气重,常对我和姐说:打屁的工夫都没!

为做豆腐,父亲常不让自己吃饱,理由是吃饱了肚子撑,容易反胃。做豆腐时,他吃小半碗就走。母亲则不然,得去缸里倒些米酒,再弄些零食下菜。母亲酒量向来不错,两三壶米酒醉不倒她。父亲却滴酒不沾,别人常说和他交往少点意思。父亲也不管,他这一辈子只把豆腐做好、把钱守好便是心满意足。他说话常把亲近的人给惹毛,话都不脏,闲时,张口闭口钱、扎实干活,忙时,则火急火燎的,好像别人挡着了他的道。若是和他通话,他便摆出上政治课的架势,古往今来地说开了去。去年,母亲摔伤,巴掌大的肉被竹片割开,耷拉在小腿上,上头全是肉屑子。他见了只和母亲说:“坏了啊,什么家财都要被你败光了。”母亲说他嘴硬、心硬,但她大抵也是如此。

做豆腐极讲究水质。我们家的豆腐比别家的好吃,有一大半功劳得归水质。家里的水,从高山上引来,清洌、洁净,经过几层过滤之后,才到家中水池。光是建水池,就耗了父亲不少功夫。山上只一条小路,砖头、水泥都是挑上去的。父亲一辈子勤俭,抓上我,一脚一脚地把水池建好,将水管埋好。到冬天,水量小,做年豆腐时还得到别处引。引水处常常是豆腐铺旁边的山窝,不过出水口地势低,得用抽水机抽。此处的水,与别处不同,冬暖夏凉,喝起来带着甜味,颇合他心意。

火候也是极讲究的。父亲做豆腐至今还用木柴烧火。他嫌用电做出来的豆腐不好吃。它热得慢,温度却降得快,不像柴火,鼓风机一吹,一下子就把水给热开了。把柴和木炭撤掉,没了热源就不会把豆花给烧老。但灶头没半个小时降不了温,锅坊里的豆腐就得让这余温煨着,点出来的豆腐才多。但烧柴却使整个豆腐铺子发烫,哪怕大冬天,也只能着一件汗衫。若是夏天,水汽又重,在豆腐铺子里待着,便只觉得整个人正被汗蒸着。

镇上卖豆腐的就属父亲卖得多,一天八九板,逢墟市时,一天卖十板。早些年,豆腐用摩托车载。车尾装一个架子,因为被豆腐水泡过,摩托车尾部积着一层污垢,怪恶心人。豆腐放上去后还得用木棍撑着才不至于倒下。若我在家,便在旁边帮他扶着。放上去后,豆腐水就顺势下流。母亲和豆腐板之间只隔着一片蛇皮袋,到墟市时,裤脚、后背常常濡湿。豆腐水酸性大,碰多了皮肤容易腐蚀、开裂。母亲也因此落下点毛病。她常在我面前掀开裤腿,往下一按,说道:“建古仔,你看。”她按完之后,得过很久,凹下去的肉,才会恢复原状。

母亲体重常年保持在一百五六斤,豆腐也有四五百斤,就这么个摩托车,摇摇晃晃地往镇上跑,好像一不小心就得翻倒。若是遇上大雨天,更是麻烦,雨雾中,那摩托车在群山之间摇摆,像是飘在急流上的小破船。

到2012年,父亲买了辆长安牌小汽车,有后斗,载豆腐方便。买了车,父亲更加得意。一遍一遍地和我说有了车之后多么多么好,完了还问我:“你说呢?”我常把他晾在一边,不回答,心里不以为然,想着,这东西有啥好骄傲的。我背后管那辆车叫做四脚鸡。它用的时间也长了,坐垫上全是污垢,坐上去只让人怀疑会不会把裤子弄脏。父亲有了车之后,常常载老乡往返墟市,从不收钱,就图村里人说他能——科里村买车的人不多。

前年过年回家,我从县城下了高速,夜深了,没有班车回科里村,让父亲来接。父亲载着母亲一块下县城。回程时车行到一半,发出怪声,声音越来越大。父亲开了双闪,将车停在高速公路边上。我和母亲也下了车。父亲满头汗,检查这,检查那;母亲则在一旁说风凉话,怪他往日里开车从不加水。母亲早先把副驾的门给弄坏了,后来又把副驾的安全带给扯成了摆设。我又想起她对待父亲洗车的态度——破开嗓子,嘲讽父亲找不着事干。那一刻,我感觉到,母亲和我一样,都希望这四脚鸡赶紧坏掉——我们可不希望身边有只高傲的公鸡。夜凉透了,星空下的高速公路直直地向两头扎去,暗影将父亲重重包围,我和母亲平静得像是看戏的。拖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赶过来,把那四脚鸡拉到了最近的修车店。一路上,父亲嘟囔着:“过年豆腐呐,总得让大家吃上!”

父亲对四脚鸡很是珍视,虽然它换过发动机之后就没那么灵巧了,里头的音响也坏了,再也放不了卓依婷的歌;现在,就连空调也罢了工;后座坐垫上还有个大孔,被什么人挖来挖去,越来越大。但父亲时不时地还带它去保养。大年三十,看着他自己拿一根水管在车上射来射去,我和他说干脆再买一辆。他拍了拍车子,说:“我这车还能再开好几年呢。”

-02-
母亲很早便带我去卖豆腐。五六岁时跟她走家串户,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脚力,竟能跟一天。更早些,家里还没做豆腐。父亲在广东打工,回到家时常常是半夜。一醒来,旁边多个男人,胡茬往我脸上蹭,推都推不开。他两三年没赚到钱,据说有一年好不容易赚了些,钱包在汽车站被人给顺走了。没处寻活路,他留在家中,学祖父的手艺。祖父常年往广东跑,用母亲的话说是:“一有半点钱,他俩公婆跳上车便溜到广东。”好像祖父到广东是去花天酒地而不是挣钱。祖父年轻时欠下的账,到去世前几年才算还清。他买大豆的钱也经常靠赊,没办法时,祖母腆着脸去求人家。贫穷,在他们那一代人中,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。而我记得的,大部分是被锁在房间的片段。到父亲做豆腐时,双脚才算解放了。

七八岁时,我们家的豆腐开始在墟市定点卖,父亲母亲各一头。才溪镇于我像个大城市,一眼望去不是山,不是雾,更不是土墙头。镇上孩子多,我在摊子上看他们跑过来,跑过去,没敢离开母亲的视线。母亲将一个大钱包挂我脖子上。钱包黑不溜秋,上头是刮也刮不掉的污垢。她手一伸过来,蜕了皮的布面又得添加一层油垢。她不厌其烦地和我说:“白豆腐五毛钱一块,油豆腐七毛钱一块。建古仔,你记着没?”

我点着头说:“记着了。”

没顾客时她开始考我:“买了两块白豆腐和一块油豆腐,得多少钱?”

“一块七啊。”

她接着又问:“那如果他给了五块钱,你要找多少?”

我顿了顿:“三块三啊。”

终于,她觉得放心了,拿一个白色塑料袋,装了不少零钱交给我,安排我到父亲摊子上去。父亲则骑着摩托车走人家。父亲摊子旁是卖猪肉的,对面则是卖蔬菜水产的。没什么人来买豆腐,所以我常常一上午都在数对面杀了多少条鱼,或者在算有多少个人买了猪肉。卖猪肉的油光满面,顶着个大肚皮,又胖又壮。我想大概肥肉卖不出去,把猪油当成汤来喝造成的。他们嗓门大,爱开玩笑,常常说些荤话逗人。我有时也应两句,更多的时候当没听见。我守着豆腐摊子不挪步,好像孙猴子在那儿画了一个圈,出去了就不安全。

大概因为人小,也不像做生意的,没人愿意到我那儿买。所以大半天也卖不出一板(32块)。母亲说做生意的,最重要的就是笑脸迎人。于是我见着个人就嘴角上扬,眼睛眯着,很认真地笑一阵。但并没有效果,生意还是一般烂。当然,有时撞了大运,可以卖掉两板。卖完后收拾好豆腐架子,拿着板和豆腐布跑到母亲的摊位。母亲见着了便会笑呵呵地说:“建古仔,还厉害。”这种表扬大多数时候没多少含金量,是她惯用的伎俩,但凡需要小孩儿干活,就会拿出来用一用。有时候,演得尴尬,她自己也会笑一阵。但当时我也笑呵呵的,在心里对自己说:“建古仔,还厉害。”

时间越往后走,父母卖豆腐这一件事便成了身上的负担——同学们开始将它当做一件笑料。而我也打心底里对卖豆腐产生抗拒,只是这种抗拒被父母解读成了懒惰或者胆小。我坐在豆腐摊上,如坐针毡,时刻关注是否有同学在附近出现。若发现他们,便低下头或者别过脸。但,似乎班上所有同学都知道我在哪儿卖豆腐,老远见着了就跑过来问:“嘿,你在卖豆腐?”

“嗯,是……是吧。”接下来,我会很小声地问:“是要……买豆腐吗?”

绝大多数人都会回道:“哦,我不买,我只是过来看看。”有时候,他们会说:“我得问下大人。”之后他们便消失在人群中,再没回来过。

过传统节日时,卖的豆腐多,一天得做三十板。头天傍晚开始做,休息一阵后,再摸黑爬起来继续干。我得一大早起床,随母亲到墟上卖,姐则留在家中炸豆腐。父亲用摩托车一趟一趟地运着。过节时人多,我们把钱放在红色塑料桶里,我负责找钱,母亲负责起豆腐。早上七八点,人群像潮水般涌到镇上,到了十点钟才纷纷扰扰地退去。我与母亲手忙脚乱,恨不得有八只手脚。

等人群散去,母亲拿出一张十元钞票给我,让我去买些包子馒头填肚子。买完还剩下五六块钱,母亲不向我要,我也不会给她。钱拿来买些小玩意讨堂妹欢喜,或者拿去买麻花。父亲给我做了存钱罐:取一个竹筒,顶端破开一个够塞得下硬币的口子。存钱罐做得精巧,搁米缸里用大米磨过。父亲说等存钱罐塞不下了就用刀给破开。它被放在了楼梯间的油桶上。姐常趁着我不在,带一群人来,把里头的硬币摇出来,拿去买零食。

到高一时,省吃俭用再加上自己捡废铁、卖破烂得来的,有了七百多块钱,再积攒些准备买台手机。我把钱全放在书页里夹着。五一时,父亲说手头紧没法给我生活费,问我有多少私房钱。我说三百。于是,这笔钱又当成了生活费。结果不久家里进了贼。铁栅栏被钳断后,贼们将家里翻了个遍。父母不喜欢穿金戴银,钱财也藏得严实,一分没少,唯独我那笔钱,全被偷光了。

过年的豆腐,只有做不出来,没有卖不出去的。九岁那年,我随母亲到街上卖过年豆腐,因为慌乱给一个老大爷数错了数,少放了十块豆腐。没多久,他儿子提着桶走过来,将豆腐摆在我面前。老大爷站在背后没说话,精神上有些糊涂了。他儿子脸上肌肉横着,说我们欺负他爸年老不识数。母亲又是赔礼又是道歉,把豆腐补齐了才把人请走。等人走了,母亲回过头来对我说:“吃这么大了,数个数还能弄错。”我好长一段时间没缓过来,对豆腐的个数和钱数反复确认,顾客走了还觉得不安。

到六月双抢期间,父亲将豆腐和我载到墟上,摆好架子和太阳伞后,便将豆腐送去饭店,之后他便回去割稻子。我一个人坐在摊子上,旁边是一位卖葡萄糖内酯豆腐的大叔。做内酯豆腐轻松些,做出来的平滑、厚实,价钱上也比我们家的便宜。但内酯豆腐太软,镇上人不太爱吃,所以平常时卖不过我们家。但若是我在卖,他的生意便好很多。那时不喜欢他,他长得胖,脸也是,私下觉得他像猪八戒。他会吆喝:豆腐嘞,便宜的豆腐。声音抑扬顿挫,颇有节奏感。我则只会微笑,扬起嘴角,眯着眼睛。生意冷淡。

三伏天,烈日当空。豆腐日晒之后容易变味,太阳伞的位置得随着时间推移做相应的变化。石墩子过重,得叫旁边的大叔帮忙。他倒是乐意,只是我嫌他抢了我生意,对他没好脸色。我和他基本上一坐就是一天,到晚上了父亲会来接我。有时卖得好,便拿了豆腐布,坐中巴车回家。碰上运气好,有人请客做酒,豆腐也卖得快。有一回,十一点钟便到了家中。跑到田里,见父母和姐坐在背阴处吃西瓜,心里气愤。父亲见了我,将西瓜递过来。我心里只想着要比姐吃得多,胡乱啃了起来,嘴角、胸前全是西瓜汁、西瓜籽。吃完后,母亲让我回家将猪肉给切了,这样我摸着肚皮,心满意足地回了家。

六月,天黑得慢,新闻联播结束后,天色还是灰蒙蒙的。回村的中巴车五点钟便是最后一班。母亲方法多,常常站公路中间,把大卡车拦下来,哪怕夜铺车,她也常常搭乘。我脸皮薄,没这本事,只能等父亲来接。有一回,墟市散了,连旁边的大叔也撤了,父亲还没过来。天色一黑,凉风就起。路灯一连串地亮了起来。我头已经朝向马路那端,等着那辆带铁架子的摩托车出现。我在摊子旁踱步,越等越焦急,最终缩在了竹椅上。

镇上的阿婆(母亲同年她妈)吃完饭出来散步,见着我,走过来问:建古仔?我抬头一看,泪眼哗啦啦地滚下来。她安慰了我好一阵,去商店买了奶油面包。我没吃,喉咙哽着,心里只想回家。阿婆到商店打了通电话给爸,训斥了他好一顿。十几分钟后,父亲才在灯影里出现。他向阿婆解释了一通,载着我回家。我坐在他身后,舔着面包上的奶油,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八点。

上初中后,别人给我取了“豆腐”的外号。好像那能代表我的一切。那时,正经历校园暴力,整个人更加沉默,心里逐渐滋生出对父母的恨意。我一句话不说,期待他们能发现什么。恰好遇上青春期,任何不良行为都可以简单粗暴地解释成“青春期叛逆”。父母心肠都硬,而我和姐都过于乖巧,还没学会如何拒绝他们的安排。整个周末,我们要么在山里忙着砍柴,要么在田里料理水稻、大豆、花生或者其他什么。

我们是村子里最忙碌的两个小孩。光是堆柴火就够我们忙一整天。我也因此常常成为别人父母眼中的“隔壁家的小孩”。上初中后,我和姐像个大人般从山上扛木头下来。父母负责砍,我和姐负责来回扛。村里人说,我们一家子长了八只手,钻进山没多久,乔木就都倒了,比火烧火燎还快。在山林里,话更加稀疏,我可以轻松躲开父母的目光。在将木柴往山下抛时,带着某种恨意,像是在发泄。有时候,扛着木头,走在布满青苔的窄道上,想起已经和母亲说了肩膀上木头扛不动,她非要说你可以的,就想干脆打个趔趄,摔下山去,死掉算了。

关于校园暴力,我没和爸妈说。怕他们到学校来,父亲会开那辆装豆腐的摩托车;母亲则挎一个脏得不能再脏的钱包。到初三时,后背被木棍砸坏了,忍了一周,回到家仍旧生疼。放下笔,再没忍住,和母亲说被人打了。我叫他们别去,但周一上午,父亲母亲还是来到班里。我竟只感觉羞耻,好像所有人都在笑:豆腐他妈妈多胖呐!母亲将那根棍子找出来,问那人,这么粗的棍子砸下去还能好?他们永远不会知道,为了在学校待下去,我要经历些什么。那人将棍子扔了,说:“我只是和他玩。以后再不会这样了。”不到一个月,那人又变成原来的模样。


-03-
年豆腐做得多,得用拖拉机运。价钱涨了,销路又好,累到趴下父母也觉得划算。到过年时,恰好也是鱼塘放水的时候。家门前那鱼塘是村中最大的一口。因为水面宽,鸭子爱在里头戏水。有一年夏天,水鸭子没人赶回家,到夜晚时,常聚在水浅处的横木上休息。第二天早上,蹚水下去,便能看到水下隐着三两个鸭蛋。如此,我白白享用了一个暑假的鸭蛋。过年放水时,鱼仔们纷纷往龙口处涌。龙口外第一道篓子属于主家,再往后漏掉的鱼,不过一斤的全归网到的人。

因年岁小,玩性大,我常跑下去和同伴一块捞鱼。姐总要一遍又一遍下来把我拽回去。豆腐做起来,没一下闲工夫。姐声音尖,做事粗暴,爱用蛮力,常常把好东西给弄坏。她小时候待我严厉,好像我是她的某个工具。母亲和我叨往事时常说,小时候收谷子,姐非要图快,让我配合举起谷箪将谷子倒进箩筐里。但我没那个力气,常被她骂作木头人。没嫁人前,姐年前都得哭一场,搬石头,搬豆腐,重得要命,手腕子受不住,酸胀得厉害。母亲不管,一个劲地泡大豆,常把姐给气哭。

过年时,豆腐板子和豆腐布常常不够用。我得坐拖拉机跟母亲到镇上。等卖出五板豆腐时,将板子和布送回家。有一年寒冬,天空灰蒙蒙的,远处的高山上积了一层白雪。母亲将我放在路边,她和开拖拉机的师傅继续往前走。她走后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,我躲在别人家屋檐下。白色中巴车在大雨里冒出影子后,我跑出去拦下来,接着跑回去抬那五块豆腐板。因为抬不动,只能分两次抬,等我抬过去时,售票员一脸嫌弃招呼司机将车门给关上去了。接着,中巴车溅起水花,隐匿在了朦胧的水汽中。我站在那儿,觉得自己灰头土脸,像个小丑。几次拦车之后,全身已经湿透。后来,干脆站在马路上,任何车经过都无力地招手。终于一辆面包车停了下来问我要去哪儿。我回答后,他招招手让我上车。车上走下一个女高中生,帮我将板子放上去。我挑了个塑料凳子坐,身上的雨水一滴一滴地往下落。我时不时朝那女生脸上看,心里已谢过她好几回。她撑着伞,从雨水里出来的画面,一直存在了我脑子里。那像一点星光,照耀着茫茫的黑夜。师傅将我送到了家门口,下车后,我朝他认真笑了笑,扬起嘴角,眯着眼睛。

豆腐做得多,豆腐渣也多。过年时,处理豆腐渣成了我们恼心的事。过年前后,转南风,湿气重,豆渣放不久就开始长毛,整一片黑色与绿色相间的霉斑。不仅长霉,还发出一股恶臭味。先前家里养猪,豆渣是绝好的饲料。母亲会将豆腐渣堆到墙角,压结实。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八都不再做豆腐。猪们得靠年前的豆腐渣过活。到要用时,母亲将上面一层霉斑除去,刮出好的,混着饲料喂给猪吃。但就算如此,豆腐渣的气味仍旧齁人。亲戚朋友来往,让他们闻到这味儿总不是意思。我和姐只盼着来些人将豆渣拉去喂鸡喂鸭。

后来父亲再没养猪,沼气池也荒废掉了。他嫌猪肉价不稳定,像是过山车,也没什么挣头。这样,豆腐渣唯一的用途就是喂鸡,鸡不爱吃这东西,还得用谷子混着。它们胃口小,豆渣也用不了多少。等豆腐渣堆得差不多了,我和母亲便用板车拉着豆渣往水沟里面倒。好几蛇皮袋一往下倾,水沟里的水便被截断了,得过好久才能冲开那些豆腐渣。倒真有人来买豆腐渣的,父亲给的价钱便宜,一大袋豆渣才五块钱。那位大叔要了一年多,钱不肯给,说是养猪亏了本。父亲气得肺裂,去要了好几回,差点没打起来。

豆渣若是晒干了,不但没有臭味,甚至还有股豆香味。到要用时,取出些,混着水,豆渣便膨胀起来,像是面包发酵。或许正因为这些豆渣,母亲养的鸡总比别家的大一圈。剖开鸡肚子,鸡油一片橙黄色,挑出来也足足一整碗。

做完豆腐,剩的木炭也不少。烧豆腐的锅极大,灶也得大,杀火时,整个灶下都是木炭,温度高得连砖也红得透明。杀火后,灶下还得塞些生木柴,把灶的温度给降下来,顺便也把生木柴给烘干。倒常出现生木柴起火的事。一起火,豆腐就老了。杀火得用钩耙,连簸箕也得特制。先时是用厚铁皮,光是那块铁就能把人给累坏。铁皮生锈得厉害,后来改成了不锈钢,但仍旧沉甸甸的,没几斤力气,使唤不得。木炭有打铁的来收,得拿来晒,还得过滤掉碎碳。干这活,常弄出一身黑来,我和姐都干得不乐意。

六年级时,搬到新家。父亲自己设计了豆腐铺子。他颇得意,滤豆腐花处加了挡板,酸浆水不会往身上流,烟囱也颇大,火能烧得旺。但使用起来便发现,炸豆腐处昏暗得要命,铺子通风也不太好,烟一个劲往楼板上冒,因为排不出去,一直飘到厨房、客厅。到如今我们整个家一楼都已是灰黑色了。当年的房子盖的是承重墙结构,也动不了墙的主意。父亲从不讲自己设计的缺陷,只说是就这么个构造,好像自然而然就这样了。

刚搬到新房子时,过池塘的路没铺好,经常坍塌,赶上过年,便是麻烦。冬季,冷暖空气在福建山区交锋,常常落雨。有一年,路坍塌了一半。父亲从山上砍下几根大木,铺着让拖拉机过去。雨水一打,路滑,全家人得跑过来推拖拉机,心里只念着那些土得结实些,不然,连车带人,都得滑下去。过了年,父亲便开始筹谋修路。运了几大车的石头过来,请了一个靠谱的师傅,他和母亲也当起小工,一块一块地搬着。父亲也叫上我,当个小小工。

路铺好了,结实得要命,他便觉得应该买辆车。之后倒再没有受过道路坍塌的苦。过年了,父亲不再请拖拉机,让小叔帮忙载豆腐,也给工资但毕竟是亲戚,能省下不少钱。

他省钱省了一辈子,不浪费一分劳力,就是盖房子也自己上阵。母亲更是,常买些或者奇形怪状或者烂了不少的水果回来,吃不得又费了钱。但她有一套理论,逻辑严密,不可动摇。

几年前,母亲脚跟骨上长了骨刺,一踩上去,肉便像是被针扎了。寻了很多方子,原先想着做手术磨掉它,但一想到那东西还能再长回来。父母亲便觉得做了手术也不划算,于是就这么让它疼着。母亲疼急了,还故意把脚给踩实了,嘴里嘟囔着:“把你给磨平咯。”过了个一年半载,倒真没先前疼了。她便拿出颇大的口气,说自己来科里后受了多大的苦,为了这个家什么都忍着。一番说辞之后,把自己给感动了。那时,我和姐也长大了,在对待父母方面,也学他们,心硬得很,没多大感觉。

一开始做豆腐时,父亲用老方法,过浆时,一脸盆豆浆一脸盆豆浆地端来端去。上五十后,身体越发不行,常说牙齿疼、上火、头晕……他便把事情改了,用耐高温的抽水机来抽豆浆。没两年,又觉得把豆渣太重,累死个人,便去买了个分渣机。一口出豆浆,一口出豆渣,轻松了不少。分渣机刚买来时,父亲不太会用,请了老师傅过来。调试了半天,总觉得不对,做出来的豆腐薄。他想着用热水把豆渣烫一遍,再用分渣机给过一遍八成行。出来的豆腐果真厚实起来。

父亲对豆腐的厚薄非常敏感,做得薄了些,便觉得欠了别人什么。豆腐价涨得厉害,父亲豆腐的分量确真是有增无减。往年豆腐花可从来不会满框,现在不但满了,还来回把水过滤掉,再装些豆腐花才算心满意足。

年岁一大,毛病便多。父亲这夜熬得,还做苦力,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。先时,胰腺出了毛病,血压忽高忽低,整个人混乱得紧。医好了后,说是有男科病。他没经验,听了那广告,自己偷摸着跑龙岩去了莆田系。病没医好,钱袋子被掏了不少,他心里面像长了个大窟窿,半年没缓过来。后来,去正规医院,没检查出大的毛病,只说前列腺肿大。用了不少药,没效果,他思量了老旧,觉得人老了都是这样,治不治的差不了多少。

去年,母亲被竹片割伤,肉就是不长回去而且越来越烂,不得不转院到漳州。父亲也有了难得的休闲时光。他在医院里安静得厉害。干什么事都懒,躺床上便睡着。一家子待医院里,闲着聊这聊那,倒有些像家人了。我能看出,父亲心里欢喜,他啥也不用干,母亲也有姐操心着,况且他也没习惯操这种心。

如今,才溪镇大部分人都往外跑了,平日里生意越发难做。父亲倒寻思过到外头干活。有一阵,他跟着姐夫去了南平,说是管工地。工地在山林里,穷乡僻壤的,去小镇都得半天,人像是被山林给困住了。他受不住那寂寥,没过三天便回来了,打定主意做一辈子豆腐。祖父去世后三五年,二叔见市场越来越不景气,把这手艺给抛了,去学了挖掘机。紧接着,二婶也到了县城,也把开挖掘机的手艺给学会了,日子过得越发长进了。至于以前那群做豆腐的伙计,老的老,残的残,父亲在里头竟算是年轻的。

过年时,人一蜂窝回来,做豆腐的压力一下子猛增。前年,心疼他老两口子劳累,我自己一个人吭哧吭哧地把重活给干了,结果腰板儿落下病根,突出的突出,扭曲的扭曲。去年,倒学乖了,没干太多重活,只可惜,腰本身没好全,干一点坏一点。倒发现父亲头顶开始秃了,再没先前帅气;母亲则又胖了十来斤,衣服越来越难买,五个X带一个L都不够使。

先时,和父亲打电话多数时候不会超过一分钟,只不过问下家里有事没,都没事便挂了。这两年,和家里通话多了些。倒有一日,父亲打电话过来。问他,他说家里没什么事,只是很久没通话了。我心里面想,好啊,终于也学会想我了。往后,母亲话也多起来,事情来来回回讲,老想着要教我写作,给我提供写作素材。父亲,人似乎淡然了些,说话不那么冲了,搞了个花圃,种这种那,好像做好了不卖豆腐的准备,安心养老似的。■







刊于《文学港》2020年第9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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